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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王朝国家“天下主义”体系到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型。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云南国防工业职业学院官网单招，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条块状的边境地带开始逐渐缩小云南国防工业职业学院官网单招，最终通过界约和勘界的形式，变成了线性的近代国家边界，亦即中国疆域形态经历了由“无边天下”到“有限国家”的变迁。国家体系和边疆形态的巨变，触发了时人对边疆地位认知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疆知识体系的重大转变，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边疆地方———从作为无用之地的“石田”到“边备”“御侮”的边防前沿的变化;边疆民族———从“四夷”到“国民”的话语转换。

长期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大致围绕以下三个主题展开: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近代边界的形成与变迁; 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一般而言，“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可被视作古代史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近代边界的形成与变迁”研究则属于近代史的重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视角观察，以往研究一般将“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近代边界的形成与变迁”作为两个孤立的课题予以对待，较少以联系的观点看待两者转换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边疆形态的外在变化与边疆治理体系的重构。

基于上述先行研究之检讨与问题意识，本文拟重点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梳理从王朝国家时代“历史疆域”到民族国家时代“近代边界”转化的一般过程; 其二，王朝国家时代一脉相承的“大一统”天下主义疆域观与以“科学的”自然疆界理论为依据的近代领土观的时代命题如何协调?其三，从模糊瓯脱之王朝疆域的瓦解到清晰科学之近代边界的生成，这种“国家—边疆”地理形态和“王朝国家—近代国家”价值观念巨变的背后，时人的边疆认知与边疆知识体系发生了何种变化?

“边疆”一词作为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时代语境下的概念，在官修史书或私家著述的文本书写当中，往往与“中央”“内地”“中原”对举，用以指称中央王朝的边缘地带: 从文化上来看，这是一块文明与野蛮的过渡带; 从政治上来看，则是一条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藩篱。这种“中心—边缘”关系的话语构建，最早体现于三代时期的“五服制”之中: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国语·周语上》)

“五服制”是一个以“中土王畿”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它将世界分成五圈，由核心圈的“邦内甸服，通过中间圈的过渡，直至外圈的“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毫无疑问，这一同心圆式的世界体系以王畿为中心，含有将四周视作中心秩序源泉的意义: 它编织了一个差序格局，以“我”为中心来衡量自我与他者间的亲疏、距离，自视为天下文明的顶点，由此构成了朝贡体系的基本框架，可谓古代中国等级化世界观的具体体现。“五服制”根深蒂固地造就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在中心的“自我”看来，边缘的“四夷”在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服饰上与华夏相差甚远，中央王朝理所当然地以“礼仪之邦”“冠带之国”自居，遂产生了“华夷之辨”观念。

因“五服制”而产生了“华夷之辨”观念，历代王朝统治者为对自身的辽阔疆域实施有效治理，往往将疆域划分出不同的部分，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统治。这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便是厘定核心区和边缘区域，即“内地”与“边疆”的分野。这两种区域在国家疆域构造中的地位不尽相同，核心区往往被视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处于主体地位; 边缘区域则因遥远的距离、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异质的文化，经常被看作是拱卫核心区的战略地带，处于从属地位。缘此，王朝统治者多将边疆地区视作特殊区域予以对待，根据主客观环境的变化，施以不同的治理方略，大略有两端: 一为“王者无外，二为“夷夏之大防。

“王者无外”思想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理想的“天下国家”应该是一个本无所 谓“外”、一切皆“内”的施行“声教”之所，故能最终达到“天下一家”的境界。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对“王者无外”思想的最佳诠释。儒家强调在普天之下展现大一统的天下主义疆域观，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话语表达亦难掩其开疆拓土、俯瞰天下的雄心。因此，当古代中国处于国力强盛的时代，如汉唐明清之盛世，王朝统治者通常会自信满满地拾起“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理想，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往往呈现出锐意进取之态势。秦始皇北攻强胡，南凿越地; 汉武帝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 唐太宗越碛逾海，西戍四镇，东戍安东; 清乾隆帝展现十全武功，平准噶尔，定回部，攻金川，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受廓尔喀降等诸史迹可为明证。

然而，在具体的边疆治理实践中，“王者无外”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很多时候王朝国家对边疆的经营力有不逮，于是，为了化解这种尴尬，统治者就会活用“华夷之辨”理念，“欲与声教者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转而强调“夷夏之大防。东汉时期的班固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 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班固的论述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夷夏之大防”理念，亦即夷狄有如野兽、贪利而狡黠，根本不能接受王化。在此说辞之下，那些对中央王朝的德治与王化不予服从的“夷狄，大可不必积极地对其实施教化，任其保留既有风俗即可。当中央王朝国力不振、遭受外来威胁之际，王朝国家统治者便会强调“夷夏之大防，“闭关自守”“区隔华夷”的论调也会转盛。如东汉疲弱，是以班固着重强调夷狄之国“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 唐“安史之乱”以后，史臣则将“夷狄之国”喻为“石田，这一比喻具有明显农耕经验的背景，所谓“得之无益，失之何伤? 必务求虚名，以劳有用”其言下之意，“石田”不可耕种，不能创造财富，反而让王朝耗费国帑，自然无经营的必要; 北宋国势孱弱，司马光称兰州、米脂等五砦为“边鄙”“无用之地，“群臣犹有见小忘大，守近遗远，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故不如因西夏国所请而与之 。

“王者无外”与“夷夏之大防”看似泾渭分明，实则“王者无外”的基础为内外层次分明的“五服制，“夷夏之大防”亦存区隔内外之义，是以两者均基于中心与边缘关系恒定的预设理念而阐发。缘于该理念，历史中国疆域形态大体上呈同心圆形状向外扩展，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区域之隔。于是，前近代王朝国家的边疆政治实践大致呈现两个面相: 一方面，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统治者对边疆地区表现出强烈的文化、道德优越感，故而有“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的疆域观;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轻视边疆，强调“务德广化，不事遐荒”或“先事华夏而后夷狄，又抑或“来者纳之，去者不追。其结果，基于一种务实性地维护自身统治之愿望，王朝国家对自身之外的疆土缺乏攘夺的野心，因边缘区域的“旋取旋弃，历史疆域的盈亏转换成为一种常态。

17 世纪以降，伴随着本国人口的高速增长，同时缘于经济发展对新市场的需求，西方列强开始迫切地寻求对外扩张。直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对于东方世界的扩张已达到一个饱和点: 当其他的地理空间已经被填满，国界已经被清晰地确定，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施行对“衰朽的古老文明故地的争夺。在他们眼中，清王朝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可被蚕食鲸吞的对象。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借此打开了中国长期紧闭的国门，其他列强亦随即阑入。至此，清末时期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尤其在最外缘的地带———陆疆和海疆地区均面临着列强环伺的地缘政治图景: 北面，沙皇俄国不断蚕食中国东北、西北边疆的领土，同时还希冀将北部的内外蒙古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 西南方向，英、法两国分别以英属印度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为跳板，将侵略的触角伸及中国西藏、云南、广西，并借道窥伺中国腹地; 东部环中国海地区，西方海洋强国的示威与近邻日本的崛起，使得万里海疆波涛汹涌。彼时，因边疆危机，传统王朝国家的疆域观在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边界观的对峙中发生严重冲突，其结果，作为弱势的一方，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这其中之一即是“将传统形成的模糊边疆( frontiers) 转换为国际法认定的明确边界( borders) 。

(一) 藩篱尽失: 列强东顾与周边藩属国之“独立”

前近代时期的中国，中央王朝在礼法层面乐于奉行“天子守在四夷”的理念。受此理念影响， 中央王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与周边小国构建了一种差序性的朝贡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国呈现出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关系，一般情况下，宗主国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唯有当藩属国出现内乱或外敌之际，宗主国有施以援助之义务，是为“字小; 与之相对应，藩属国亦有“事大”的义务，即承担拱卫宗主国的责任，同时按照既定的礼制定期朝贡。

清朝前中期，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主要有朝鲜、越南、琉球与缅甸等。这种宗藩关系实际上是历史的继承，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仍然维持着礼仪上的册封、朝贡程序: 遇有藩属国国君即位，清廷即派专使持敕书、印信前往册封; 藩属国则秉承向清廷朝贡的义务，具体来说，朝鲜一年一贡，越南、琉球二年一贡，缅甸十年一贡。在清朝统治者的想象中，这些藩属国实为中国之藩篱，即“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 。

然而，伴随着列强的东顾，周边藩属国与清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72 年，日本强行分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造成琉球中日两属，日方以此作为侵占琉球的第一步。两年后，日本又歪曲中日《北京专约》的内容，条约中误将琉球船民称为“日本国属民，日方以此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吞并琉球，宣布废藩置县。因1885年《中法条约》，清政府放弃了其在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886年7月，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使中缅之间的宗藩关系削弱到仅存“十年一贡”的形式，缅甸因此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完全沦为殖民地。

因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朝鲜被日本纳为殖民地。早在此之前，英国已将喜马拉雅南麓诸国， 如尼泊尔( 1816 年) 、拉达克( 1846 年) 、锡金( 1861 年) 、不丹( 1865 年) 等清朝之藩属国先后纳入统治之下。周边藩属国的“殖民地化，不仅打破了历代中央王朝“抚有四夷”的传统局面，而且使得与清王朝交往的对象，由原来的藩属国政府变成英、法、日等国的殖民当局。从此，中国边疆更加多事，形势更加危急。

(二) 边疆领土丧失与近代边界勘划

1840 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边疆逐渐多事，大片的疆土被列强侵吞，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六次。1842 年 8 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香港岛成为近代中国被迫割让的第一块领土，面积为 75.8 平方公里。1860 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割让俄国。与《尼布楚条约》相比，《北京条约》关于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使中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1864 年，中俄政府代表签订《堪分西北界约记》。与《乾隆内府舆图》确立的清代西北疆域相比，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一线，东临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总面积约 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领土划入俄境。1881 年，中俄双方签订《改订条约》，规定: “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同时还对斋桑湖以东之界作了调整。新疆西部霍尔果斯河以西等地约7 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割让，同时由于条约规定不明确，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留下了 2 万多平方公里的帕米尔待议区。1895年，俄、英两国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利，签订《大不列颠政府及俄国政府关于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将萨雷廓勒岭以西 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帕米尔领土偷偷私分，英国占有了瓦罕帕米尔，其余为沙俄侵占。1900年7月，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出兵侵占江东六十四屯，该地方位于黑龙江左岸，沿江南北长约 75 公里，东西宽约40公里，总面积约3千平方公里。

因有上述边疆领土之丧失，接下来清政府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与强势的西方列强划定边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近现代意义的边界划分最早可以追溯到 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 1727 年的《布连斯奇条约》，两条约解决了中俄有关黑龙江流域的领土划分问题。1728 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该条约解决了中俄外蒙古地区的边界问题。清政府本能地厌恶接受列强 加之于己的一条固定边界线，并将其视为一种屈辱。尽管在心理上作如是观，但在具体的政治、外交实践中，清政府又不得不遵循西方舶来的条约体制，与曾经为其藩属的周边保护国们进行外交交涉，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疆界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勘划清晰，并且维持不坠，用以保障国家利益。

不惟中国政府有此需求，那些环伺中国周边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样也有类似的诉求。关于这一 点，时任英印总督寇松曾做了抒情式的阐述: “疆界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部每天每时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最为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一项艰苦卓绝、无休无止、需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发挥最敏锐的智慧和最刚健的精力来从事的工作。不言而喻，在已经获得巨大的领土收益之后，英国人需要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边疆体系，用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张疆界，希冀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就英国政府在印度实施的边疆战略来看，诚如寇松所言，其目标在于为大不列颠帝国构建“三层边疆: 内缘是由英印总督实施行政管辖的边疆地带; 中间地带的“杜兰线，或者说实施积极防御的疆界; 作为外部或者高级战略疆界的阿富汗边界。在寇松看来，由他具体实施的以印度为核心的边疆体系是目前世界上组织最有效的边疆体系，完全可以与古代的对应案例和原型———罗马边疆体系相媲美。

源于双方不同的诉求和共同的目标，在具体的外交、政治实践中，晚清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 或为殖民地宗主国) 进行了边界勘定，并以条约的形式大致确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在此兹将清末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划分的有关条约、界约的名称予以分列( 见表 1) 。

表 1: 清末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划分相关条约、界约

序号

界段

条约名称

勘界界约、记文

1

图们江—乌苏里江口

1860 年《中俄续增条约》

1861 年《黑龙江定界条文》

1861 年《东界交界道路记文》

1886 年《珲春东界约》

2

黑龙江

1858 年《中俄和约》

3

莎宾达哈巴—木果苏克山口

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1869 年《科布多界约》

4

木果苏克山口—奎峒山

1869 年《乌里雅苏台界约》

5

木斯苏山—哈巴尔苏

1870 年《塔尔巴哈台界约》

6

纳林河—别迭里山口

1882 年《喀什噶尔界约》

7

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

1884 年《续喀什噶尔界约》

8

奎峒山—木斯乌山

1881 年《中俄改订条约》

1883 年《科塔界约》

9

哈巴尔苏—喀拉山口

1883 年《塔尔巴哈台界约》

10

喀拉山口—纳林河

1882 年《伊犁界约》

11

中越边界

1885 年《中法会订条约十款》

1894 年《中法桂越界约》

1890 年《广东越南第一图界约》

1893 年《广东越南第二图界约》

1897 年《中法滇越界约》

12

中缅边界

1894 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

1897 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约附款》

13

西藏哲孟雄边界

1890 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仔细梳理此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划分过程，大致可知，双边疆界的勘划充满了诸多人为因素，或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作为“人为疆界，即某一特定地方被选作边界，不是取决于地球表面的自然因素，而是人为或随心所欲地勘划的分界线。这种疆界的勘划，多是出于政治上的便利而采取的规则，漠视了基于自然地理、民族因素等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并且被应用于政治共同体或者部落权益尚未定型的新国家中。事实上，所谓“政治上的便利，更多地体现为大国的强权，弱小的一方往往不得不屈服于大国的既定利益，按照大国的意愿来勘划双方的边界。关于这一点，寇松曾指出，“在亚洲国家，疆界划分只有在欧洲人的压力下或者在政治代表的干涉下才会发生”。在此，寇松以平实而不无傲慢的现实主义描述了实力对边界划分的重大影响力。在他看来，边界的勘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单边性的———唯有强大的帝国才能创造完善的边界。

至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与国之间边界的确定，主要还是基于一种“强权政治”的理念，即边界线的确定依赖于实力因素。正如尼古拉·约翰·斯派克曼和阿比·A.罗林斯所描述的那样，“任何既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界线完全可能变成当时既存实力平衡在政治地理上的表述”。毫无疑问，就晚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划分过程而言，边界线概念完全是基于实力政治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非对称“契约性”规定。彼时，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勘界过程直至疆界的最终划定，并非总是由自身来决定; 更极端的情况是，由势力范围可能相接或在其中的两个强权国家( 或者一个强权国家) 组成勘界委员会进行划界工作，1895 年俄英两国绕开清政府私自订立帕米尔地区的疆界，即可作为明证。

(三) 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的变迁

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清朝统治者在与近代西方世界的接触和对峙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仅仅是近代世界中的“万国之一”。如果说，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思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前近代中华世界的历史时空里尚能维护王朝国家与边疆地方的隶属关系及其历史疆域，那么在迈入一个更为开放的近代民族国家时代之际，“守在四夷”的边疆治理思想显然已不能有效应对列强对边疆的觊觎和强夺。伴随着条约体制与民族国家体系对中国的冲击，19 世纪与 20世纪之交的清王朝开始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内审视边疆治理。

就实际情形来看，清政府逐渐摒弃了传统重内轻外的边疆治理观，开始以构建近代民族国家为标的，调整“中央—边疆”关系，并推行边疆与内地的“均质化”政策，希冀加强对边疆地方的直接控制。1884年，新疆与内地一样被设省治理。翌年，台湾由府州升格为行省建制。嗣后，清政府又在东北改将军体制为行省建制，在西藏东部设立具有行省性质的特别行政区。与此同时，通过向内外蒙古移民实边，开始直接介入内外蒙古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在内蒙古，伴随着内地移民的增加，州、府、县逐次设立，盟、旗的地盘渐渐被压缩。以外蒙古、西藏、新疆三地区为例，从诸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虽同处边疆，但由于地域、民族特点各异，清前期的“均质化”程度不同，故清王朝在各地推行“均质化”的结局也不尽相同: 新疆的“均质化”举措最为成功，最终确立了行省体制;清末新政期间，外蒙古和西藏地区屡有筹设行省之议，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予以实施。

边疆治理实践的变更，为中央政府实施对边疆地区的政制统合与民族国家的构筑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建立行省制度，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与内地接轨，中央权力深入到各个边疆地区，政令传达与执行的渠道得以畅通。在新疆，改变原有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行政体制，推行以州县制为主体的行政体制，使得新疆不再是一个特殊的“藩部”; 在台湾，改变了以往通过福建巡抚管辖的松散局面，设立台湾巡抚，由中央进行直辖，并在原来未设置行政区划的部分山区、东南沿海地区普设州县，使得中央权力覆盖台湾各个地区; 在东北边疆地区，裁撤东北三将军，结束了延续二百多年的军政管理体制，该地区亦从清朝的特区转变为与内地同质化的行省。

在前近代的王朝国家时代，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有着密切关系，但在一些“中原中心主义”者看来，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单向性的维度，即大多数情况下是中原施惠于边疆，边疆地区往往接受来自中原的恩惠与庇护。这样的边疆知识能够在汉文史料中找到足够多的佐证，官修史书亦大多建构了类似的边疆知识体系，认为这些地理上的边远地区不过是蛮荒之地。大抵基于类似立场，古人的边疆认知多未超出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窠臼，莫不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轴心，边疆被有意无意地置于从属或陪衬地位; 并且，即便边疆地区进入中原的视野，亦常常被视为破坏中原“先进”经济、社会的落后一方。具体来说当国家强盛时，王朝统治者总是抱有文化上的高贵心态，坚信礼俗制度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正所谓“欲治其性，先破其俗，则惟使之变汉而已”，故在边疆地区推行汉俗，希冀达到其“威德遍及四海”的边疆治理目标; 国家衰弱时，王朝统治者经营边疆的雄心通常得到抑制，转而采用“统而不治”“守在四夷”的保守战略。与之相对应，身处王朝国家中心地带的社会知识精英习惯于用“异域”的眼光审视边疆与边疆民族，虽然意识到“他们”与“我们”有诸多不同，但并不急于对“他们”进行教化。

迄至清季，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体系向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转换。受此影响，于边疆层面，一方面出现了从“模糊的王朝疆域”到“清晰的国家边界”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可观察到国家致力于统合边疆地区的历史场景。那么，在这种“国家—边疆”地理形态和价值观念巨变的背后，在社会层面，时人的边疆知识体系与边疆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此，笔者拟简要梳理清朝中期至晚清时期的边疆著述，希冀勾勒出这段历史时期边疆知识体系的发展演进脉络，以最大限度地呈现时人的边疆知识体系与边疆认知变迁。

一般认为，清中期的祁韵士是后世所称“西北史地学派”的开创者。流放新疆期间，祁韵士撰写了《西陲要略》一书。在自述编纂该书之初衷时，祁韵士提及，“新疆二万余里，为高宗纯皇帝神武独辟之区，千古未有”，可见该书对新疆的疆域、山川、河流及地名沿革进行考证，在于颂扬乾隆帝经略边疆之武功。与以往有关新疆的“琐谈、闻见录”注重“好奇志怪之癖”不同的是，祁韵士强调要“信今而证古”，不作“无益之书”，可见其经世情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陲要略》将新疆作为“国史”予以书写，这与其另一著述《皇朝藩部要略》的要旨大抵一致。《皇朝藩部要略》确立了不同朝贡体系的“藩部”体制，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历史纳为“国史”，明确了此诸边疆地区的疆域版图归属，构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知识谱系，颇具划时代意义。徐松《西域水道记》一书呈现了清代前期开疆拓土的武功，颂扬清王朝大一统疆域的恢宏气势，正所谓“国家发祥东土，北抚喀尔喀内诸札萨克，南县台湾、寺卫藏，西开伊犁、定回疆。幅员之广，千载一时，不可无书以纪盛美”。另据西北史地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穆自述，撰写《蒙古游牧记》，在于“缀通古今，稽史籍，明边防”，以弥补“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之憾。祁寯藻在为《蒙古游牧记》所做的序文中指出: “盖尝论之蒙古舆地与中国边塞相接，其部族强弱关系中国盛衰，非若海外荒远之区，可以存而不论也。”

如果祁韵士、徐松、张穆的著述大致可视作从清中期至清晚期这一过渡时期边疆著述的一个底色，那么此诸种边疆著述，相较于此前的王朝国家边疆知识体系，已然有所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相关边疆著述开始自觉地将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历来视为“荒遐之地”的边缘地带纳入“国史”的范畴，明确其为中国的疆域范围，这样一种思想与清前中期中俄划界事件有直接关系; 其二，正如祁韵士所强调的那样，这一时期的边疆著述开始抛弃“好奇志怪之癖”，长于考证，注重经世，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边疆研究者将实地勘察与文献研究予以结合，所获得的边疆知识相对可靠，对边疆的认知更为深刻。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可被视为中国边疆知识体系和边疆认知重构的一个重要分野。这场战争让清王朝的“天朝上国”迷梦濒于破碎，看到作为大清财赋重镇的东南沿海各地在曾经的“蕞尔小夷”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帝国的精英们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厄。显然，与先辈能够享受“大川归道”“王邑文明”的美好安稳生活相比，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晚清末世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清朝统治者及其知识精英在与西方列强的碰撞、交流中逐渐接受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在此之后展开的边疆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前述西北史地学派的传统，另一方面因时代背景的变迁，还催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材料和新的问题意识，使得边疆知识体系的宽度和深度均有所拓展。

1.空间范围: 由中土而至边疆、域外。19 世纪 40 年代以还，西学东渐，受“洋务运动”风潮的影响，社会精英得以广泛接触西方学术，对相关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形态有更多的了解，对边疆研究和边疆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王国维的观察，这一时期的西北史地学派作为汉学的一支，仍然在晚清学术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西学的逐渐渗入，旧的学术格局逐渐被打破，这就使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了一些新特征，从而造就了一门“新学”。

大体而言，此时的边疆研究基于备边的目标，由中土山川以至边疆地理，由边疆以至域外，研究的空间范围不断延伸。《海国图志》《朔方备乘》可谓研究域外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述及，晚清“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乃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域外地理学得以繁盛。这些著述的问题意识集中于“边疆”，旨在为解决边疆问题提供背景知识，但研究的空间范围业已超越中国本土，由“边疆”而至“域外”。

2.研究资料: 打破传统儒家典籍的局限，广泛使用域外文献。以成书于 1892 年的许景澄《帕米尔图说》为例，该书“据俄文者凡六，据英文者凡三，又以法文二种、德文三种互为参考”，广泛吸收了西方有关帕米尔的记载与研究成果，希冀“清画地界”，“以弥衅争”。

3.研究领域: 领土划界催生边界研究。在 19 世纪前半叶，传统社会精英如魏源、徐继畲等，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呈现出一定的模糊性。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声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相较于《海国图志》的模糊表述，魏源在《圣武纪》中明确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 俄) 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其他如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徐继畲的疆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在他看来，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回教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彼时，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所描绘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所展现的那个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的地图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将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现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

迄至 19 世纪中后期，清王朝的周边属国“藩篱尽失”，北部边疆、西南边疆、东南海疆亦迭遭危机，边疆领土多有丧失，划界争端层出不穷。于此情形之下，一批专门研究边界问题的书籍先后问世。研究中俄边界的著述，以钱恂的《中俄界约斠注》、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王树枬的《新疆国界志》等最为著名; 研究帕米尔边界的著述，有钱恂的《帕米尔私议》、海英的《勘分帕米尔图说》、许景澄的《帕米尔图说》等; 研究东北边界的著述，主要有曹廷杰的《西伯利亚东偏记要》《东北边防辑要》、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延吉边务报告》等重要成果。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是“国家移动的边陲由固定的边界所取代”。换言之，一个民族国家的国界勘定可被视为近代以来这个国家的民族国家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社会知识精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有意识地加强对边界问题的研究，其结果较之 19 世纪前半叶知识精英相对模糊的王朝疆域观，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已经具有明确的近代国家边界意识，他们试图通过对边界问题的研究，考察中央与边疆、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进一步丰富了边疆知识体系。

4.成果形式: 从私家著述到时论性文章。清中后期的边疆著述，多以私家著述为主。研究取径则偏重于传统的地理沿革考证与源流梳理，同时也有很多基于时代政治需要而形成的有关边疆形势应对的奏疏，如关天培《筹海初集》、姚锡光《筹蒙刍议》等。至 20 世纪初，尤其在 1905 年“新政”实施，“开启民智”之后，研究成果的形式有了重大突破，随着出版、传播业的发达，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篇幅相对短小的边疆时论性文章大量涌现。

当时，有关边疆研究的内容，已经不再局限于边疆地理沿革、舆图等传统形式，围绕边疆问题而展开的外交、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民族等内容无所不包。亦应看到，尽管边疆研究的内容已有很大拓展多是对某一具体突发热点事件的评议，与后来规范性的学术研究仍有较大的差距。基于此，吴文藻认为，“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

5.地位认知: 从“殊方绝域”到“边备之地”。1840 年以后的中国，目睹了西方列强的东渐。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丑之变、中法马尾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列强无一例外地凭借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沿海而上，从南到北，利用其强大的优势舰队将中国军队击败，李鸿章称此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于此情势下，时人观察到: “今此锁国时代一变为交通时代……盖锁国之时代，患在藩属，谋国家者，必重防边。防边云者，防边人之或内侵也。交通之时代，患在敌国，谋国家者，必重边防。边防云者，用边人以御外侮也。惟防边人之或内侵，故利用边人之弱; 惟用边人以御外侮，故利用边人之强。”如果说，王朝国家时代( “锁国之时代”) 的边疆治理重在“防边”，以至于将边疆民族视为敌对方，那么，近代民族国家时代( “交通之时代”) 的边疆治理已经开始侧重于“边防”，边疆民族逐渐成了国家可以依靠的力量，用以抵抗“外侮”。因此，在强调边疆屏障作用的同时，应认可其在国家当中的主权地位，以一种“边防”而不是“防边”的认识去积极经营边疆，从而致力于推进“边疆—内地”的均质化治理。

分析从“异域”到“边备”的概念转换，这其中实际上蕴含了一种隐喻。前近代中国的王朝国家统治者以“文明观”为标准来区分己者与他者，从而将边疆地区描述为“异域”“异邦”，并对其采取“来者纳之，去者不追”的暧昧立场。那么，在中国逐渐融入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观念已经明晰，从现实主义的主权利益出发，边疆地区即便是偏远边陲之地，但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它却是御侮、备边的前沿阵地，具有无法估量的国防价值，故转而追求将边疆地方统合为“一个国家核心地带的边界地带”和“处于政治权力中心边缘的区域”。

6.问题意识: 由“地理”而至“民族”。传统的边疆研究大多关注边疆地理知识，如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僧人、使臣的旅行纪事，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西域水道志》之类，均以地理考证为要务，以至于形成了只注重疆域而忽视边民的偏颇，导致因缺乏人之活动的灵动性，从而难以打破边疆地域的孤立性。不过，这种状况因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从“定于一尊”的王朝国家体系到“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体系变迁，而有所改观。因域外地理知识的传入，一些知识精英固有的“华夷观”发生了变化。魏源提出，蛮夷、戎狄用来专指性情残虐、未知王化之民，“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以此标准来衡量，来自西方国家的那些远客“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通古今”，直可谓“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故当用“洋”改“夷”称。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实践了这一理念，行文当中已不见“夷”称。这表明，相对于前近代王朝国家将国家边缘的人群统称为“夷”的理念和实践，这一时期的知识精英已经有意识地将未知王化的“境内之夷”与来自域外的“有教化之夷”区分开来，“境内之夷”仍称作“夷”，“教化之夷”则称作“洋”。如果说“夷”“洋”的区分只是一种“四夷”话语体系的转换和变迁，那么 1861 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承担原本归属于理藩院的外交事务，则表明清政府已经在制度层面将似是而非的“夷狄”做了初步区分———总理衙门专门处理“洋务”，理藩院一并处理所有“夷务”的历史宣告终结，“理藩而已，无谓外交也”的观念趋于消亡。

受上述“华夷观”转换之影响，一些社会知识精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境内之夷”的地位是否应当重估? 清末最后十年，因“维新变法”运动的启蒙和革命党人“驱逐鞑虏”口号的倡议，加以西学东渐、民族主义思想的流播，时人在对王朝政治的全面检讨中，因政治立场的区隔，分别提出了“排满”“排汉”“化除满汉畛域”等口号。这一政治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学术旨趣，许多论者撰文探讨了围绕满汉关系争论而衍生的“中国”内涵问题。彼时，以“平满汉畛域”为依归的“大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造成边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王朝国家体系已经不能应对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作为应对，相关论者主张融入世界，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同时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正所谓“苟合两民族以上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图强; 而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统合国内各边疆民族，塑造“国民”，而成一大国、强国，进而臻至大同世界，成为时代呼声。其时，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将零碎的历史加以编年，清晰描述历史的起源、发展、结果，以将其重铸为一个连贯的过程———历史的写作意味着建构一种宏大叙事，用以支撑与民族建构或国家构建有关的各种方案。为此，梁启超撰写系列文章，阐释了“中国民族”的内涵及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思想。1901 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他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 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 清末) ，是为世界之中国。在他看来，今日之世界，乃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过，此处的“中华民族”更多地具有“汉族”之意。1903 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辨析了“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概念，“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也”，“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 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将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划分为 9 个支系，即华、苗、蜀、巴氐、徐淮、吴越、闽、百粤、百濮，探讨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而对于“国族”框架的另一扼要解释可见于杨度的《金铁主义说》，文中同时提出了“五族共和”及“中华民族”的概念。像梁启超一样，杨度亦秉持“国族”框架，认为“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分一为五之不可，既详论之矣。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

从梁启超、杨度等人的著述中可以观察到，边疆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叙述话语中实现了从传统的“四方夷狄”到“同为国民”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生成的演进。彼时，研究者们尽管大多仍以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看待边疆和边民，但至少冲破了既有“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束缚，不再汲汲于强调“蛮夷猾夏”或“华不变夷”。王朝国家时代，统治者将生活在帝国边缘地带的人群冠以歧视性的“夷狄”称号，对待这些人群的办法，即“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 迨至近代，那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群，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夷狄”，转而成为务必对之加以统合的“国民”了。

由于王朝国家以天下为志趣、具有“天下主义”的关怀，加之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古代尽管有疆域版图四至的基本认识，但这种“此疆彼界”的认知显然非常模糊，一般是以条块状的宽阔地带或地区作为王朝国家疆域的尽头，即史书中所谓的“瓯脱之地”。大体来说，古人对王朝疆域和边疆地区的认知往往因时而变: 一方面，在总体观念上以“大一统”的疆域观为指导，坚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另一方面，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古人多数时候将王朝国家的边缘地带视为“无用之地”，其边疆治理行为渗透着以王朝利益为核心的“成本”与“收益”的现实考量。基于类似立场，古人的边疆书写与边疆认知，莫不是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核心，从而将边疆置于因“五服制”而生成的“差序治理”中的“边缘”地位。

迨至清末民初，因一系列的边疆危机，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王朝国家“天下主义”体系到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型，这就是列文森所言之“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条块状的边境地带逐渐缩小，最终通过界约和勘界的形式，变成了线形的近代国家边界，亦即中国疆域形态经历了由“无边天下”到“有限疆界”的变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种转变蕴含着世界观念与地理图景的深刻变化: 通过为“边疆”划定明确的界线，民族国家将自身圈成一个容纳全体国民的容器; 它又为在其中的每个国民分配了角色，并规定相应的义务; 于是，在这个时候，“中心”不可能再丢弃“边疆”，而“边疆”也同样需要承担对于“中心”的责任。

上述国家体系和边疆形态的巨变，触发了时人对边疆地位认知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疆知识体系的重大转换。其一，边疆地方: 从作为无用之地的“石田”到“边备”“御侮”的边防前沿的变化。在传统官修史书与古代文人的边疆札记中，边疆地区经常被描述为接受皇帝恩惠的“化外之地”和“张国势、侈异物”的“殊方绝域”，缘于晚清以降的边疆危机及“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生成，相关的边疆著述已经开始将边疆地区视为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重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作为“石田”的边疆，还是作为“御侮”的前沿，此两种边疆认知及其形成的边疆知识体系中的边疆地方，仍然是基于传统的“中原中心主义”史观出发。其二，边疆民族: 从“四夷”到“国民”的话语转换。王朝国家时代的知识精英多将生活在王朝边缘地带的人群冠以“夷狄”之名，对待这些人群的办法，多采取羁縻之治。民族国家时代，知识精英对“境内之夷”与“境外之夷”的认识和界定更为清晰，对于那些来自“教化之国”的夷狄，不再视之为“夷”，转而改称其为“洋”，至于那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群，则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夷狄”，转而成为务必加以统合的“国民”。